在义务教育阶段，人们就已经能够从语文课本上接触和学习到不少古诗词，其中就有不少提及到了古代的地名。

  比如张继所写的《枫桥夜泊》中的“姑苏城外寒山寺”，比如孟郊所写的《登科后》里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比如李商隐所写的《夜雨寄北》中的“却话巴山夜雨时”。

  它们读起来朗朗上口，却一时之间未必能让现代的人们联想到所写之处。这是因为唐代所称的“姑苏”，到了今天已经已经被冠以“苏州”的名字，而诗中的“长安”，到了现在，也慢慢的变成了了“西安”。而在诗中泛指巴蜀一带的“巴山”，如今成了四川和重庆。

  地名的改变，体现在这一方面，就是延长了人们对古代地名的反应时间。而如果要从这种改变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讲，那么时至今日仍争论不休。

  使用千年的地名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改变的，这其中，作为中国文学家、考古学家以及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就做了很大的努力。

  当1964年他发表一篇名为《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的文章，一力主张进行汉字改革并号召从地名改良开始的时候，国家方面也认可了他的提议，并将历史悠远长久、有着众多生僻字地区名称的陕西省作为了最早的试点区域。

  1949年，中国在历经了近百年的求索之后，终于建立起了新的、能够带给最广大人民美好未来的政权。然而，尽管前途一片光明，但在当下，这个新政权、这个新中国，也面临着如今很难来想象的艰难。

  自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却也深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之下，在山河破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之下极力谋求救国救民之道。

  而接连不断的战争，在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对这一个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耗，哪怕后来领导人民战胜敌人，建立起人民的国家之后，却也不得不直面这一个因长久战乱而经济停滞、变得贫穷落后的烂摊子。

  当时国内百废待兴，人们想要过上好生活，就必须要配合政府的行动改变现状，恢复国内经济。但这些也对人民提出了诸多能力上的要求，当他们甚至看不懂汉字的时候，很多政策也都无法全面实施下去。这样一个时间段，国家也意识到了扫盲的重要性。

  根据当时的统计，在经济落后的社会背景下，国内也留存有庞大的文盲群体。建国之初，妇女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90%以上，因此扫盲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难性也可想而知。

  然而，因为汉字是一种象形表意的文字，理解和学习起来的难度远超于了世界上众多其他语言，所以尽管国家在扫盲运动上投入了很大的心力，却也迟迟得不到明显的成效。

  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时鲁迅、钱玄同等人提出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被重新翻了出来，众多文人也开始生出了改变汉字的想法。

  1955年和1956年，国家在文学界的配合下，相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推动了汉字的拉丁化进程以及汉字的简化。这样一来，汉字的普及也变得比以前简单起来，扫盲运动更是从长期停滞转变为了能直观看到成效。

  只是，如果要仔细来分析的话，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汉字，尽管已经经过了拉丁化和简化，却也还存在着字数太多、读音不准确、生僻字太多等缺点，不是很利于进行文化传播。

  因此，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文人开始给出了另一个提议，那就是接着来进行汉字改革，可以先从地名改良开始。

  尽管郭沫若曾因私德有亏和主持挖掘明皇陵导致众多宝贵文物毁于一旦等不少污点遭受到了贬斥，但毋庸置疑的是，凭借在文学、新诗创作和考古研究上的能力，他还是在近代中国取得了超然的地位。

  特别是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全国文学艺术界担任要职，就使他在建国后文化政策的确立上具备了更大的影响力。

  这也是当1964年郭沫若发表一篇名为《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的文章，在其中展现了自己长时间调研的结果，以理论支持了我国进行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从地名改良开始的可行性之后，国家方面会郑重考虑他的提议的原因。

  1964年，在毛主席秘书、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等人的支持和推动下，经国务院批准，陕西14个使用千年、有着生僻字的地名进行了更改。

  它们就是陕西原本的厔县、郿县、阳县、鄠县、雒南县、邠县、鄜县、葭县、沔县、栒邑县、洵阳县、汧阳县、醴泉县共计13个县和商雒专属地区。

  在更名之后，它们变为了周至县、眉县、合阳县、户县、洛南县、彬县、富县、佳县、勉县、旬邑县、旬阳县、千阳县、礼泉县和商洛。

  郭沫若之所以能够说服政府改良地名，除了、刘澜涛等人的支持和积极推动外，还是因为他在1964年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日本进行文字改革和名字简化的历程以及这种简化为日本文化普及和传播带来的巨大成果。

  这些理论、数据支撑，给了当时想要迅速推进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程度的提升的新中国很大的希望，使政府也决心要尝试这样一条道路。毕竟，比起改变百姓，改变汉字要来得更加容易。

  特别是当郭沫若提出汉字简化可以从改良地名、减少地名中的生僻字开始之后，政府的接受度也就更高了。这才有了陕西14个使用千年的地名被更改的决定。

  郭沫若提出地名改良，显然是想从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地方下手，从减少生僻字开始，逐渐简化老百姓学习汉字的难度，从而使他们更早脱离文盲，也使国家汉字的普及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和快捷。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这场地名改良运动，也可以可以称为推动文化普及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算的当时社会上取得的一个小进步。然而，这样的一味以减少生僻字为目的的地名改良运动，却也忽视了原本地名下的历史渊源和寓意。

  比如，陕西后来被改名为“洛南县”的雒南县，它地名中的“雒”象征的是商周时期的图腾——玄鸟，既彰显了时代的特色，又指明了地理位置，有值得细细品味的内涵。但当它被改名为洛南之后，它就失去了独有的韵味，变得寡淡了起来。

  而曾因泉而命名的千年古城“醴泉县”也是如此，当它被改名为礼泉县，也让人感觉少了几分诗酒才情。

  1964年，在郭沫若等人的推动下，陕西省14个使用千年的地名被改。这一改动背后，有对汉字简化、中国文化加快传播的莫大期盼。

  不可否认，这场地名改良运动，通过减少生僻字降低了老百姓理解和掌握的难度，对当时的扫盲运动、文化普及都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但到了如今，却也因消散了原有地名的内涵和蕴意而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深叹息。